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翻译越来越成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和表现，译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和自信力直接影响到其翻译活动和文本的选择。
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文本选择的不自觉，不接地气。只要是国外认为好的、获奖的作品，都依样引进；其次是翻译中的双重标准，许多译者在对待英译汉和汉译英时实行截然不同的标准：在英译汉中主张尽量以原作为基础，认为汉语可以包容和接受英美文化，而在汉译英中，则主张以译入语为主，用译入语来表达源语言，从而避免文化冲突。第三是受众意识的双重标准。许多译者过度倾向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文化，将外语文学译入时较少考虑中国读者。此外，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知和不自觉也会直接影响学者对本民族文献、研究资料的不自信，许多学者对西方学说达到顶礼膜拜的地步，其翻译行为不是主动的文化传递，而成了简单的传声筒。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批评理论的引进和译介极大拓展了国内学者的批评视阈和思考维度，也一定程度上丰富和繁荣了我国的文学、文化和翻译事业。但同时也出现了批评活动言必称西方、不这样说就不懂批评、不是学问的现象。试想，没有自我意识、自主意识的批评还能称得上真正的批评吗？能够给学界带来有价值的学术贡献吗？能够走得很远甚至走向世界吗？有些人说莫言获得诺奖主要是葛浩文的翻译功劳，全然忽略了莫言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是其作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也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忽略了莫言创作中强烈的文化自觉。其实，葛浩文曾多次强调不能做文化殖民者，反对完全归化(英语化)的翻译方法。他把莫言作品翻译到英语世界中时，为数不多的增、改、删都做得非常审慎。
译文越是忠实原文，读者就越能看出作品自身所具有的魅力所在，这也说明杨宪益等所采取的“直译法”的必要性和存在意义。中国文学和文化目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原汁原味走出去的社会语境和国际条件。如果说100多年前，翟里斯对《三字经》的解释性翻译在当时是必要和适当的，那么赵彦春逐字逐句对应着“硬译”的翻译在当下也是必要和适合的。翟里斯的译本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抑或是在音节上还是在音韵上，都远离了原文，而赵彦春的译本显然在几方面都满足了要求，但二者的翻译方式都是有深层原因的，是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和文化自觉使然。现在看来中国文学走出去，并不需要改头换面，削足适履，适合西方人的价值观。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提高自主意识，加强文化自觉和批评自觉，大胆地走自己的翻译批评、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之路，才能更好地立足于世界文坛。
本文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朱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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